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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思念忆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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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乔石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我是一名普通干部,而且是晚辈,本没有资格写回忆乔石的文章。但乔石的逝世,令我悲
乔石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我是一名普通干部,而且是晚辈,本没有资格写回忆乔石的文章。但乔石的逝世,令我悲痛万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因而写一点我所接触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来更多地了解乔石。
初识乔石和他的夫人郁文
乔石于1963年4月同夫人郁文一起从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近一年之后调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并在五处(即西亚非洲局)吴学谦领导下工作。郁文在十一处(即编译室,后并入研究室)工作,编审内稿。我当时在一处(苏联东欧局)工作。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进入高潮。我常写些文章,送郁文审看,刊登在当时中联部报中央的内刊《动向》上。
“文革”刚开始,中联部成立“部文革委员会”(又称“部文革小组”)。伍修权任组长,吴学谦任副组长。半年后,“部文革委员会”因被批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解散。我是该小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搞“红海洋”,即在每一栋楼的外墙刷标语。对于此事我很小心,生怕刷错一个字,因而事事去请示吴学谦。我到吴学谦办公室,除谈工作外,他还要我说说部内“文革”情况及我的看法。有时乔石也在,但他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有一天,吴学谦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乔石也在。吴学谦对我说:“小吴,我可能有麻烦了,中科院已经贴了几张大字报,说上海地下党烂掉了,还说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和上海地下党学联负责人张本是叛徒。”乔石听后说:“那我可能也有麻烦了。”几天之后,我在办公楼前见到吴学谦被押上吉普车带走了。
1967年年初,“文革”进入高潮。一天,我在中联部大院里看到“揭发”乔石和郁文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乔石原姓蒋,是蒋介石同乡,并同有一个“石”字;郁文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侄女。结论是:乔、郁两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看完之后,我默然地想,这算什么,中联部不少领导都是“出身不好”,叛逆了自己的家庭出来革命的。乔石本姓蒋,但同蒋介石毫无关系。因陈布雷太有名了,这张大字报也成了当时中联部的一件轰动性新闻。接着,乔石被“隔离审查”,郁文也受到“靠边审查”。
2013年,我在读到《郁文纪念文集》初稿时才知道,郁文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原名翁郁文。她在18岁时就告别母亲离家背着行李,穿越日军据点,千辛万苦来到新四军四明山上的鲁迅学院。
1945年9月,鲁迅学院院长黄源向浙东解放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推荐,认为郁文与陈布雷有亲属关系(郁文的母亲是陈布雷的五妹),宜派郁文去上海工作。1946年5月起,郁文任上海地下党支持主办的《联合晚报》记者和《青年知识》半月刊特约编辑和撰稿人。乔石浙江定海人,出生在上海,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吴学谦领导下进行上海地下党学运工作,《联合晚报》是乔石工作联系点之一,因而郁文在这里认识了乔石,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布雷小女儿陈琏在学生时期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同其丈夫袁永熙(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从被国民党关押的狱中出来后希望去解放区。郁文知晓后向党组织报告,得到了当时党内联系郁文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的同意,并由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乔石安排,郁文、陈琏和袁永熙三人秘密投奔解放区。
稳重与谦和的本色
乔石为人稳重、低调、谦和、清廉。他一向说话不多,尤其反对说大话、空话。他外冷内热,是性格使然,如“热水瓶”。在内心,他对事业、对亲友、对同事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灼热的情感,对前辈、长辈更是十分尊重。有两件事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件事是他离任中联部时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乔石在离任中联部部长时,在当时简陋的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他说:“我在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要从头学起。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大家知道乔石的性格比较内向与稳重,行事低调和务实,平时言语并不多。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在他朴实无华的外表下,心里充满着激情。说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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