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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今：《西亚非洲》伴我情系非洲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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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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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西亚非洲》杂志创刊于1980年，是由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优秀学术期刊。每期的出版，都凝聚着西亚非洲所全体同志的心血和付出。我同这份杂志和它背后的专家、学者，有份特殊的感情和缘分。他们伴随我情系非洲40年，成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t????我同《西亚非洲》的缘分是从1981年开始的。那一年，我被外交部派往驻肯尼亚使馆从事调研工作，自此开始了数十年的涉非外交生涯。由于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中肯关系受到损害。肯尼亚那时还对我国驻肯外交官的人数和活动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研究室除了一位主任，只有我一个外交官。我来肯前未在地区司呆过，到馆后急于尽快熟悉业务。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高晋元是国内研究东非特别是肯尼亚问题的专家，他发表在《西亚非洲》的有关文章，我都找来认真阅读。关于肯尼亚的党派斗争、民族矛盾、土地问题、英肯关系、茅茅运动，他都有深入研究，对我很有启发，也使我对非洲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成为了《西亚非洲》的“粉丝”。后来我才有机会向高晋元先生当面表达敬意，他的许多公开著作，后来都被收入200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高晋元集》中。

\t????与《西亚非洲》更密切的接触，还是1986年我结束在驻肯使馆的5年任期回到北京之后。当时我面临着几个选择，但最终去了非洲司综合处。那时的对非综合调研，因为机关还没有使用电脑和网络，资料的收集渠道相当有限。除了各驻非使馆报回的内部材料外，主要就依靠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和《西亚非洲》双月刊了。我家正好住在美术馆后街，同西亚非洲研究所只隔一条马路。《西亚非洲》杂志每一期出版后，我便第一时间骑自行车到西亚非洲研究所去取并带往非洲司。那时陈公元先生是编辑室主任，后来担任研究所副所长，每次都是他热情接待我。当时亚非所很慷慨，每期杂志都赠送非洲司几十本，陈先生总是送我下楼，并与我一道，把刊物牢牢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直到1991年初我去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当参赞，4年时间，我都风雨无阻，乐此不疲，在西亚非洲所和外交部之间当“搬运工”。每到司里，我都负责把这些刊物分发各处，司领导每人一本，地区处每处两本，司办两本，综合处有点小特权，负责综合调研的每人一本。杂志上经常发表非洲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方面的论文，不少文章有相当深度和时效性，很有参考价值，大家都很珍惜。我更是每期必读，并带到家里。当时住房很紧张，在美术馆后街时，我一家三口才住13平米的一间平房，只能把床腿垫高储物，把读过的杂志收拢存放在床底下，后来搬家时都没舍得扔掉。

\t????随着我工作岗位和职责的变动，包括担任司领导和之后出使津巴布韦和南非期间，虽然不是对《西亚非洲》每期必读，但每当想多了解某个问题的背景和学者们的看法时，我都习惯性地找几本《西亚非洲》翻翻，大抵觉得有所收获，不负所望。同时，我也有机会结识更多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领导和学者，向他们求教并在工作上得到他们的支持。比如在南非工作的6年间，李新烽作为《人民日报》首席驻站记者，同我多有交往。他对南非形势的观察和分析，都很有深度和启示。他现在已是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和《西亚非洲》的主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接待杨光所长和杨立华副所长。杨立华是国内研究南非问题的知名专家，她多次访南进行学术交流和调研，在南非外交官和学界都有些名气。她对南非的那份感情和了解，使我作为驻南非大使亦自愧莫如。杨光所长则帮忙促成了常驻南非的一家美国智库曾向我提出的美、中、非三方学者对话。我2007年从南非任满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和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先后在华盛顿和亚的斯亚贝巴，出席过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发起的“54个国家1个联盟”非洲问题国际研讨会。普罗迪对中国十分友好，提出希望能在华举办下次会议，但委婉表示他的基金会资金和人手都很有限，需要在我国内找个得力的合作单位。于是我又求助杨光所长，他欣然应允，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国际研讨会在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会议室成功召开，中午普罗迪和大家一起吃盒饭，他对会议形式和内容均表示满意。

\t????2012年，部里同意我不再担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但我又随缘从当年11月到2018年7月，当了第6届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会会长。亚非学会是我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60年代初成立最早的学术机构之一，它的秘书处就设在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副所长任本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詹世明任秘书长。亚非学会的工作，主要是依托西亚非洲所开展的。因而这几年间，我更加频繁地出入亚非所参加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同他们全所同志都比较熟悉，也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对张宏明副会长印象尤佳，他低调谦和，学问扎实，在主编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上下了不少功夫。他有关中非关系的论述，对事实的了解，分寸的拿捏，政策的把握，都比较准确到位，而且行文流畅简洁，观点鲜明突出。我常想是否因为其早年先后在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和驻贝宁使馆研究室工作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形成的敬业精神和优良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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